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

文 夏国涵

原文刊载于《世界文化·关注》2022年第11期

一、序 ：美国对华“芯片战”

——管窥“逆全球化”缩影

北京时间 2022 年 8 月 2 日至 3 日，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 · 佩洛西高调窜访我国台湾地区，引发了一次重大的国际外交事故。相较于纷繁的媒体猜测，笔者认为佩洛西窜访台湾的真实战略目标只有一个——台积电。具体而言：一是阻断台积电与中国大陆的高端芯片合作，二是强迫台积电赴美国设厂，三是美国希望延揽全部台湾地区芯片人才，防止其流入大陆。其背后的逻辑是：中美未来的核心竞争场域之一将是数字领域，无论是人工智能、万物互联、云计算还是自动驾驶、无人机、可穿戴设备等，都需要依赖天量芯片供应，而高端芯片自产正是中国大陆当前的短板，反观国际高端芯片产业链则几乎被美国牢牢把控。但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自身主要负责高端芯片设计研发，并不直接从事芯片生产，其高端芯片来源也是进口自台积电和三星，其中台积电占到近 90%的份额。所以，美国对华“芯片战”选择先拿台积电“开刀”，试图以收束全球高端芯片生产线回归本土的方式卡中国的脖子，以期在未来战略竞争中取得优势。

支持上述推论的证据非常充足：佩洛西窜访台湾第二天，便会见了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等人，并通过视频会晤方式游说刘德音配合美国《2022 芯片与科技法案》；8 月 9 日，美国总统拜登正式签署上述法案，拟向半导体行业提供 527 亿美元的资金支持，为企业提供价值 240 亿美元的投资税抵免，鼓励企业在美国研发和制造芯片，同时，《芯片法案》着重强调限制美国企业支持中国等国家的半导体研发和生产（亦即芯片企业拿了美国的补贴，就要断绝对华合作）；佩洛西窜访台湾后的整个 8 月期间，又有数个美国代表团鱼贯窜台——民主党籍参议院爱德华·马基（Edward Markey）、共和党参议员玛莎·布莱克本（Marsha Blackburn）、亚利桑那州州长道格·杜西（Doug Ducey）以及印第安纳州州长艾瑞克 · 霍尔科姆（Eric Holcomb）。上述人员都默契地专门会见了台积电相关负责人，尤其是两个州长的来访，几乎就是明确催促台积电 ：白宫已经把你赴美设厂的选址都安排妥了，抓紧搬家 ；10 月 7 日，美国政府又出台了所谓“最严芯片禁令”，将 31 家中国公司、研究机构和其他团体列入“未经核实的名单”，以限制它们获得某些受监管的美国半导体技术能力，并且以国籍条件要挟美籍芯片人才放弃与中国合作……

美国对华的“芯片战”就是时下非常典型的一个“逆全球化”案例。美国希望以行政手段强行切断、重塑多年市场化导向形成的国际芯片产业链格局，以期获得对华竞争优势。但是，芯片是典型的“中间产品”，无法直接卖给消费者，需要做成笔记本电脑、平板、数码相机、智能穿戴设备等“终端消费品”，才可以加入日常商业循环。当前的国际芯片产业链格局是多年全球化要素流动下自然形成的结果，符合市场规律——美国拥有设计研发高端芯片的能力，日、韩和中国台湾省等地承接了芯片制造，而中国大陆则拥有最完整的制造业全产业链，可以将“中间产品”芯片加工成各种电子“终端消费品”，再流向全球市场。

美国的《芯片法案》如同闯进瓷器店的公牛，打乱了既有秩序，同时也造成了某种多输局面：一方面，芯片断供确实让中国科技公司吃到了苦头，比如华为的高端智能手机，曾经市场占有率一度直逼苹果，但如今却一落千丈；另一方面，美国的打压激发了中国自研芯片的决心，政府规划加码了对本土芯片产业的各种扶持，力图摆脱对美芯片依赖。同时，硅基芯片“摩尔定律”也正在失效，中国大陆本土芯片产业长期萎靡不振，除了研发等投入不足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芯片市场早被美、日、韩和中国台湾地区芯片垄断了大半，留给中国大陆芯片企业的市场空间无法支撑起良性正向经济循环，而美国的“芯片战”正好相当于主动出让了中国大陆芯片市场的部分份额。所以，只要有足够的资本人才投入和本土市场替代，中国大陆攻克高端芯片的目标并非遥不可及。反观美国方面，强迫芯片产业链回归本土、切断高端芯片对华销售意味着白宫必须尽快完成“再工业化”，在国内打造出一整套能将芯片转化为各种终端消费品的完整制造业体系，以重塑另一套产业链闭环（即所谓“对华脱钩”），否则，美国高端芯片将无可卖之地，最终沦为“高端科技垃圾”。

至此，博弈态势已很明显：只需要比较中国“举国体制”攻破高端芯片研发制造的成功率更大，还是美国“再工业化”重塑本土制造业全产业链体系的成功率更大。笔者仅抛砖引玉，不做过多判断，但需要着重强调的是——上述战略竞争态势本来在未破局的“全球化”框架下是完全没必要的。

通过美国对华“芯片战”足可管窥“逆全球化”的缩影。本文希望通过回顾全球化的长历史逻辑链、分析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理论基础及结构性缺陷，试探讨“逆全球化”之成因，并展望“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局势变化。

二、全球化的长历史逻辑链简溯 ：

陆权与海权的千年博弈

广义的“全球化”指多文明中心间的长距离交流联通，最早的“全球化”应是指陆权为主的欧亚大陆商道整合，而“西方中心论”语境下的“全球化”是狭义的海权全球化，长历史角度看，海权全球化和陆权全球化方向是相反的，亦即海权全球化愈盛，陆权全球化愈疏，这种反差应是受限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

欧亚大陆商道整合亦即古“丝绸之路”，最早始于汉武帝（前 156 年—前 87 年）时期，张骞奉命结盟大月氏，于是“凿空”西域，首辟丝绸之路，至公元1 世纪前后的东汉时期，由于环地中海地区正处于政治环境相对稳定的罗马治世（Pax Romana），罗马贵族奢靡的生活创造了大量需求，从而使丝路亦相对稳固，中亚也成了重要地缘枢纽。

此后，随着罗马帝国崩解，中国进入魏晋大分裂时代，进而丝路联通也薄弱下来，直至唐太宗李世民大败突厥帝国并建立“天可汗”制度，丝绸之路重新复兴。后逢“安史之乱”，吐蕃帝国断绝了河西走廊，致使陆上丝绸之路北线变得孱弱，而此时的欧亚大陆中西部，阿巴斯王朝（黑衣大食）崛起，此后伊斯兰教势力盛极，遂使丝路南线仍维持畅通。

13 世纪，蒙古帝国建立后开始了西征，成吉思汗之孙、四大汗国之一的钦察汗国开创者拔都率军横扫东欧和中欧。蒙古帝国黄金家族时期完成了历史上首次也是唯一一次欧亚大陆从东到西的地缘政治整合，间接促进了世界岛上人流、物流、技术（如火药、指南针等）等的畅通，威尼斯商人马可 · 波罗父子便是彼时通过丝绸之路辗转至大元的。

13 世纪末，发源于安纳托利亚半岛的奥斯曼帝国迅速壮大，于1453 年消灭拜占庭帝国，定都君士坦丁堡，并以东罗马帝国自居，奥斯曼苏丹同时继承了东罗马和伊斯兰的文化。按照欧洲人的主流观点，国祚长达 6 个世纪的奥斯曼帝国的崛起阻断了欧洲通往东方的传统商路（即陆上丝绸之路），所以欧洲人不得不另寻新商路，这才被迫开启大航海时代（事实上，海上丝绸之路从未断绝，埃及的亚历山大港正是海丝西端的贸易中转站，其地位不亚于陆上丝绸之路西端的君士坦丁堡，欧洲人明显只是在为殖民主义找借口）。

公元 15 世纪以降，欧洲大航海时代开启，传统丝绸之路也迎来了长达 500 年的衰落期。大航海时代标志着海洋全球化的全面崛起，并将欧亚大陆世界岛与非洲、美洲、东南亚和澳洲等地区拼凑成一幅完整的世界地图，完成了一次全球化在地理范围层面上的升级。17 世纪，工业革命伴随着欧洲重商主义，借大航海的东风拉开大殖民时代的序幕，海权全球化借助工业化和殖民化（提供丰沛的劳动力、土地、市场、原材料）完成了又一次进阶。同时，以“梅特涅均势”为代表（殖民宗主国通过分配殖民利益以换取欧洲本土和平），欧洲人开启了对全球化模式的制度性探索，“一战”后的“国联”和“共产国际”都是全球化制度化模式的尝试，但其实际效果均很差，甚至脆弱的“凡尔赛 - 华盛顿”体系直接为“二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裂的全球化“二战”后终于建立了第一套相对成功的全球政治制度框架，即以美、苏、中、英、法为核心的联合国制度，一直延续至今。然而，随着冷战铁幕落下，世界很快又分为三个阵块：一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 /自由资本主义阵营，其制度框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关贸总协定（GATT，即今天的 WTO）等，囊括了北大西洋经济圈（包括美国和西欧）以及北太平洋经济圈（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二是以苏联为首的华约 / 民主社会主义阵营，其制度框架是“经互会”模式下的计划经济体系（主要是东欧地区，中国一开始也在苏联体系内，后完成去依附实现独立自主）；三是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游离于两大阵营之外的国家群（多为“不结盟运动”成员）。所以，冷战中的全球化明显是割。

随着柏林墙倒塌、苏联体系解体，美国借势垄断了海权全球化的终裁权，不但通过北约、欧盟双东扩的方式协同欧洲吞掉了苏联“帝国鲸落”的遗产，同时也成功让“第三世界”国家归附美国体系，形成了全球化在“新自由主义”旗帜下的统一（所谓“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标志性即“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也有学者将邓小平主导的中国“改革开放”归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也成就了美国的“单极霸权时代”。

但这个时代仅持续了短短十数年：2001 年的“9.11”事件让美国的战略界走入歧途，将其全球战略方向由“大国竞争”转向“全球反恐”，进而深陷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也间接导致了 2008 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同时诱发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全球金融海啸，至今世界仍未摆脱其阴影。于是，西方开始出现明显的保守主义、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倾向，更加之“全球治理赤字”迭增，“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明显遇到了极大危机，也意味着西方主导了 500 年的海权全球化终呈颓势。

事实上，2008 年之后的世界就陷入了某种常态化危机循环 ：2010 年的“阿拉伯之春”、2011 年的利比亚战争和叙利亚战争、2014 年的克里米亚危机、2016 年的英国脱欧、2018 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2019年末延续至今的 COVID-19 新冠疫情、2022 年的俄乌战争……世界正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的全球化指数研究（见下图），2008 年之后全球化明显呈下降态势（61.1 降至 53.5）。那么，持续了40 年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为何突然屡遭危机？又是什么结构性缺陷导致了这些危机？而新自由主义海洋全球化的颓势是否还意味着欧亚大陆“新世界岛”的互联互通机制可能重获生机呢？接下来，让我们从剖析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理论缺陷开始展开分析。

三、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内生缺陷与“逆全球化”兴起

1．“世界体系理论”视域下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构型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理论基础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其奠基为亚当 · 斯密的国际分工论 / 自由贸易论和大卫 ·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此二者主导形成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确实适用于欧洲国家间的贸易模型，而将之推广至世界范围，形成全球市场的所谓“最佳生产要素配置”和“完全商品自由交换”便构成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基本逻辑。

西方关于全球化理论的著述汗牛充栋，集大成者当是“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伊曼纽尔· 沃勒斯坦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世界体系理论”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 - 边缘 - 半边缘”结构：中心国家是那些在世界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依靠先进技术和工业产品控制支配其他国家的国家 ；边缘国家指那些不得不以出口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而受控于中心国家的国家 ；而半边缘国家指那些既可以某种程度上控制边缘国家，又在某种程度上受控于中心国家的国家。同时，通过对 16 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分析，沃勒斯坦还提出了世界体系的周期性节律，即世界经济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内在矛盾所引发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 - 收缩周期性循环，在“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理论的基础上，世界体系的长波每大约五十年重复一次，每一周期的停滞期都给世界体系中生产格局的重组提供了机会和动力，并为下一周期的扩张做准备，周期性节律将导致世界体系内部的国家发生相对的位置变动。一个国家或社会在世界体系中地位的升降以及何时和如何升降，除自身努力的影响外，主要是由世界体系的发展周期决定的，每到世界经济向上和向下运动交替的时期，边缘、半边缘国家就有了升迁的机会。但无论内部如何变化，世界体系的金字塔形三极结构是固定的，亦即一些国家地位的上升必然伴随着另外一些国家地位的下降，所有国家同时发展以及个别国家和社会的单独发展阶段都是不存在的。

在“世界体系理论”的视域下，可解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基本构型：

首先，位于金字塔顶部的“中心国家”美国垄断高端技术并掌握世界市场支配权。跨国公司与华尔街控制了美国的内政，使美国的国际战略必须服务于资本集团利益。1971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与黄金脱钩，印钞即可兑换全球化体系中的一切要素，而产业外包可大大降低美国国内通胀，且产业链转移的国家和地区几乎都有美国驻军（中国除外），政治与安全成本可控……这一切促使美国在过去 30余年间有充足意愿推动和维系全球化。

其次，位于金字塔腰部的“半边缘国家”，上层是美国核心盟友群，包括英、欧、日、韩等美国核心盟友国家，可共享部分核心技术和高端产业，即“美国吃肉，盟友喝汤”；下层则是以中国和东盟为代表的负责中低端产业链的东亚制造业网络。

最后，位于金字塔底部的“边缘国家”则是以欧佩克成员国、俄罗斯等为代表的资源国，包含多数发展中国家。

2．“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缺陷

第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经典理论本身的谬误，这里仅枚举两例：“比较优势”和“人口红利”。前者最初的研究范围是生产力水平相近的欧洲国家，其生产要素“相对稀缺”体现出跨国贸易的“比较优势”，但该模型用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明显不合适，因为多数发展中国家面对的是生产要素“绝对稀缺”，没有交换筹码也就没有“比较优势”；而“人口红利”多出现在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制造业产业链的过程中，生产要素绝对稀缺的发展中国家除了“人”和“地（资源）”以外什么都没有，所以廉价劳动力便成了其唯一的“比较优势”，而“血汗工厂”便是所谓“人口红利”结出的果实，其真相是：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人口为发达国家的跨国资本提供了红利。而一旦发达国家想采取某些贸易保护举措时，又可以直接将“血汗工厂”与人权、环保、倾销等问题挂钩，这时候“人口红利”立即变成“人口陷阱”。

第二，全球化解决了部分财富产生效率问题而并未解决财富分配问题，致使贫富分化极剧拉大，这种贫富分化既存在于国与国之间，也存在于同一国家内部。上一轮全球化仍然是海权全球化的延续，其基础是海运，连接的是全球重要港口。而“海权兴盛，陆权阻滞”导致拥有制海权、能控制全球关键海峡的海权国发展优势明显优于内陆国；而同一国家沿海和内陆地区发展差距也越拉越大。

第三，体系熵增。即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心 ±边缘 ± 半边缘”的金字塔结构不稳定性是不断叠加的，其原因有四：首先，全球化的要素非均衡流动，上一轮全球化只强调资本和贸易的自由化，而人口（劳工）和技术仍维持壁垒化，产业链转移导致发达国家内部产业空心化，社会矛盾愈发尖锐，民粹主义大行其道；其次，中心国家、外围国家发展差距缩小，新兴国家追求体系内阶层跃升，凭借后发优势，新兴国家发展速度普遍快于先发国家，完成初期资本和技术积累的后发国家不再甘于做代工，而将追求更高的产业链地位，从而威胁到某些原发达国家的位置，该过程所产生的结构性矛盾将拉高体系维持稳定成本 ；再次，美国单极自由主义霸权引发他国反抗，除了常规的“双重标准”之外，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全球扩张也是中心国家文明模式普遍化的过程，体现在文明层面便是所谓“普世价值”，企图以基督教文明价值观同化其他文明，输出“民主革命”的本质是一场 21 世纪的“宗教扩张”，后者业已引发伊斯兰等其他文明的反制；最后，全球化、区域化和主权国家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经典全球化理论认为，区域一体化是全球化的初级阶段，全球化是区域一体化的终极阶段，但现实中，凡是区域一体化程度高的超国家组织会自然出现一种“圈子化”的地方保护主义，从而抵触进一步全球化（如欧盟），同时，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理论要求“小政府，大市场”，即弱化主权国家职能，这也将引发反抗势力的反弹。

3．从“自下而上”的“反全球化”到“自上而下”的“逆全球化”

当前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之一便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阵营与反全球化的保守民粹主义阵营之间的冲突。对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质疑早已有之，其早期表现便是“反全球化”运动，其特征是“自下而上”，即发轫于社会层面的民间运动。最典型的代表是著名的“西雅图风暴”：1999 年 11月 30 日，世贸组织第三次部长会议举行时，4 万多名抗议者齐聚西雅图发出抗议，阻止会议进行。从捣毁象征全球化的“麦当劳”快餐店开始，抗议者们与警察发生了对抗和冲突，最终导致会议推迟了 5 个小时开始，截止12 月 3 日已有 500 多人被捕。在这次会议上，美国总统关于贸易保护主义的讲话遭到反对，最终，会议未能达成协议。自西雅图开始，印度、英国、法国、玻利维亚、瑞士、巴西、泰国等许多国家数以百万计的人们自发涌上街头举行抗议活动。西雅图风暴第一次使反全球化运动的抗议取得了实际效果，反全球化的声音第一次得到世界范围的关注。“反全球化”运动的主要诉求主要有三：反对全球化导致的悬殊差异、反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反对全球化当中的“殖民化”和“美国化”性质，其组织力量包括工会、艺术团体、无土地农民、土著团体、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宗教团体、传统左翼政党、保守主义者等。

2008 年的世界金融危机暴露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潜藏的危机，即使一直主导全球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无法幸免。于是，“逆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其特点是“自上而下”，即政府开始迎合“反全球化”团体的民意，强调贸易保护、控制移民、民族主义回归等，从主权国家层面主张与全球化趋势背离。2016 年至今，出现了数个推动“逆全球化”加速的标志事件：一是 2016 年的英国脱欧，标志着海权与陆权博弈激烈程度又一次冲高；二是同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进而大搞“单边主义”，退出 TPP、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一系列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多边组织平台；三是 2018 年开始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目前已演变为激烈的“科技战”，即使民主党的拜登执政，也没有改变美国希望同中国“脱钩”的态势，序言中的“芯片战”便是佳例；四是 2019 年末的COVID±19 新冠疫情，可视作人类第一次非传统安全意义上的“世界大战”，客观上也成了“逆全球化”的加速器，一度熔断全球产业链联通 ；五是 2022 年的俄乌战争，重点不是战争本身，而是开战后西方与俄罗斯的制裁攻防战，充分透露出“全球化武器化”的危险，致使所有国家不得不重新考虑自身在全球化大环境中的安全性问题。

显然，世界已经进入“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

四、关于“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的可能性推演

笔者认为，全球化是符合大历史趋势的，虽会存在波折和调整，但大方向不会变。根据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当前正处于“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的波谷期，意味着新一轮技术革命将伴随本次全球化的大调整，届时，新的生产关系也将随着新生产力的跃迁而变化，可能此前延续千年的海权与陆权全球化的博弈也不再互斥。

那么“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在可见的未来可能出现哪些变化呢？

1．新重商主义取代新自由主义。这个理论层面的转折可能是本轮全球化变局中的底层逻辑，且仍以美国为主导。以2018年特朗普对华发动贸易战为标志，以拜登政府对华“芯片战”为高潮，以美欧不惜打破“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底线而通过没收俄罗斯国家外汇储备和俄罗斯人私产为制裁手段相佐证，可知，“横行”了40 余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逻辑恐怕将无奈面临“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最有可能是新重商主义，即贸易禁令下的新经济规则（相当于特许经营权）。在中美世纪博弈分出结果之前，美国将促使新重商主义愈演愈烈。

2．世界安全体系多极化，世界经济体系两极化。“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也必将伴随美国的“后自由主义霸权时代”，相应的即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势力收缩，典型的标志是阿富汗撤军，未来美国对整个中东的影响力也将缩减。无数案例证明，美国在安全上只能保护日、德体量以下的中小国家，而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地区大国只能选择独立自主的安全策略，随着美国全球势力收缩，世界安全体系将呈现多极化趋势。

同时，未来世界将形成分别以中、美为中心的两大经济体系，是谓“两极化”，但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美苏两大阵营，中美两个经济体系将是互嵌互构的，不存在完全割裂状态（即所谓“新冷战”）。而随着中国的“双循环”经济战略推进，未来围绕中国为中心会形成一个“三环经济圈”——第一环是发达国家板块，第二环是发展中国家板块，第三环是中国内循环板块。

3．单一中心的全球化结构变为全球化框架与多区块化并存互嵌。根据“世界体系”理论模型，中国很可能凭借新一轮技术革命的东风崛起为全球化结构中的另一个经济极，而新重商主义决定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退潮后最可能的替代模式是“区块化”，即欧盟、RCEP、东盟、拉共体、NAFTA 等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作用更加凸显，但要注意的是，上一轮全球化的框架（IMF、世界银行、WTO）仍然存在，与区域一体化板块是并存互嵌的关系。

4．货币体系可能出现美元、欧元、人民币三足鼎立。当前美国国债规模突破 31 万亿美元，美元的信用正在被大幅削弱。更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是，“后布雷顿森林”时代不断滥发的无锚美元是否仍然符合其他世界体系参与国的利益？那么，“后债务美元时代”又有什么靠谱的替代品呢？笔者认为，最大的可能性是“数字主权货币”框架下的人民币与欧元的攻守同盟，比如达成巨量货币互换协议，使国际货币篮子呈现美元、欧元、人民币三足鼎立的状态。

5．环“新世界岛”的海陆平权。凭借中国冠绝全球的基础设施建造技术，如高铁、船舶、机场、核电、特高压等技术，很可能下一次全球化的涨潮可以一定程度弭平上一轮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导致的海陆发展不均现象，形成海陆并举的新局面，这也正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如中巴经济走廊未来会辐射伊朗、阿富汗和中亚五国，通过高铁将内陆国家与大型港口相连，从而促进内陆发展。而所谓“新世界岛”即以欧亚大陆为核心，囊括东南亚、澳洲、非洲、北极航道的新地缘想象。

6．从“国际关系民主化”到“世界文明民主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2017 年的十九大报告中主旨发言上强调“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2017 年 10 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2018 年修宪时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显然，这与美国倡导的单一文明“普世价值”观正好相反。新全球化的改良趋势当是避免“文明冲突”，强调“文明共生”，从“国际关系民主化”演化为“世界文明民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