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的“全球民主峰会”：21世纪新“十字军东征”宣言？

11月9日、10日，美国总统拜登终于如愿以偿地召开了“全球民主峰会（The Summit for Democracy）”，据称邀请了约110个国家及地区领袖、公民及社会组织等。从战略角度讲，本次“全球民主峰会”可视作拜登的新“十字军东征”宣言，标志着美国正式宣布重新擎起识形态大旗，既防患内忧，又剑指外患。但不得不说，本想大大露把脸的拜登又一次本能地把屁股露了出来……

一、拜登“全球民主峰会”的效果评估：虎头“鱼鞭”尾，自降身价的一场糟糕秀

要知道，“睡王”拜登对该大会可谓倾注了相当的心血，早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拜登便高调宣称自己上台后马上要举行“全球民主峰会”，以恢复特朗普前总统给美国造成的国际战略信任危机，重塑美国为中心的多边主义，可谓提前做足了噱头。但该会议实际的效果却非常不好，就连西方主要舆论也颇有微词，当真像郭德纲于谦相声里调侃的一样——这是一场虎头“鱼鞭尾”的大会。可能原因如下：

首先，邀请名单问题，要知道，世界上一共有220余个政治实体，而拜登政府仅邀请了110个国家和地区，等于生生把世界劈成了两半——一半是符合美国标准的“民主国家”，另一半就自然是“二分法”另一面的“独裁（dictatorship）国家”了。相当于会还没开呢，邀请环节就得罪了“地球村”的一半成员。更讽刺的是，“民主峰会”参会名单本身也是多重标准的，按照美国政府自己豢养的“自由之家”发布的“2021年世界自由指数”对民主的打分标准，本次峰会邀请名单中既有100分的芬兰、瑞典和挪威，也有仅20分的刚果（金），根据《世界自由》报告排名，超过30%的受邀国家或地区都是“没有自由”或“只有部分自由”的情况，包括肯尼亚、伊拉克、印度、菲律宾等。而我们的“巴铁”巴基斯坦更是在会前以不愿介入“新冷战”为由拒绝参会。

其次，邀请嘉宾良莠不齐，场面十分混乱，比如会议邀请了香港民运（暴乱）流亡人士罗冠聪、台湾省蔡英文的网军头子唐凤。虽然这个“民主峰会”肯定是针对中国的，但拜登一方面以最高规格举办了会议，邀请了包括韩国总统文在寅在内的一众大国领导人，另一方面却弄来上面两个“十八线艺人”角色站台，不知道是长脸还是丢人。顺带一提，最近折腾得很厉害的立陶宛终于用堪比“宇宙级强国”冈比亚的勇气，以同时得罪中俄两大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为代价在拜登的民主峰会上买到一张C位站票，还将可能迎来美国长期驻军，毕竟要民主就不能要主权。

再次，峰会本身国际舆情关注度很低，甚至据跟踪会议消息的相关媒体人士透露，在线同步参会的观众最多时只有几千人，最少时才几百人，而同时报道该会议的中国某主流媒体记者发了个会议相关议题的微博，观看量却达到了十几万……给人一种吃瓜群众看耍猴的既视感，仿佛大家并不关心“民主峰会”本身，而更关心其花边新闻一样。

最后，阿桑奇引渡事件并发，显得“民主峰会”颇为讽刺。就在12月10日“民主峰会”当天，美国在伦敦高等法院赢得上诉，成功推动引渡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的进程，而阿桑奇正是因为揭露美国士兵在阿富汗暴行才遭受美国通缉，据称美当局指控阿桑奇犯有18项与维基解密发布大量美国机密军事记录和外交电报有关的罪行。而当有记者当面问及拜登阿桑奇引渡事宜时，拜登压根没有回答，直接起身走人，妥妥的“尊重媒体监督权和言论自由”。

二、“全球民主峰会”的战略目标：表面剑指中俄，实际旨在开启美国版“主权有限论”

那么首届“全球民主峰会”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呢？是否达成了呢？

当然，本次峰会自然剑指中俄为代表的“非民主”国家，按照美国“二分法”的意识形态划分，即所谓“专制独裁（dictatorship）”国家，美国希望借民主峰会在国际上组织起新的反华反俄“多边主义”联盟。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本次峰会很可能是一次美国主导的西方联盟内部的“大内宣”，旨在更好地团结或可控制盟友。拜登通过渲染“中国威胁”的“印太战略”来巩固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盟友，同时拉拢印度；通过炒作乌克兰危机渲染“俄罗斯威胁”来巩固北约，防止欧洲走向战略独立。

换言之，拜登延续了冷战时期的一个战略思路——即通过渲染中俄安全威胁巩固美国盟友体系。一般人都认为冷战就是美苏两大集团的代理人战争，美苏之间是敌对关系。实际上，冷战时的美苏是一种“战略共生”态，即两个超级大国都需要以敌对意识形态和渲染对方威胁来巩固自己阵营的团结，其本质是“美苏共治世界”，而非“美苏集团对抗”。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峰会拜登的发言中，提起了一个“总统民主复兴倡议（Presidential Initiative for Democratic Renewal）”，

该倡议将侧重于所有外交和对外援助计划，在全球范围内加强民主体制的复原力和人权。拜登计划推出民主复兴基金和民主伙伴关系（Partnership for Democracy）项目两个相关计划，来加强透明和负责任的治理，包括支持媒体自由、打击国际腐败、与民主改革者站在一起、促进有助于民主发展的高新技术，明确什么是公平选举并捍卫它。美国甚至要成立一个“国际公共利益媒体基金（International Fund for Public Interest Media）”以支持世界各地的独立媒体，还准备通过美国国际发展署设立一个新的“保护记者防范诽谤基金（Defamation Defense Fund for Journalists）”，以帮助保护调查记者免受企图阻止其工作——他们在世界各地的重要工作——的滋扰诉讼。

简而言之，这就是美国版“主权有限论”。

“有限主权论”是上世纪60年代末苏联勃列日涅夫政府提出的说法，该理论认为，在当代国际社会中主权已经过时，主张用“联合主权代替单一的国家主权”。1968年8月，苏联出兵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但苏联领导人认为，由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所组成的大家庭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是“最高主权”高于一切；因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各“兄弟国家”的主权是有限的。

如今拜登所作所为，就是美国版的“主权有限论”，即是说，但凡来参加“民主峰会”的国家，默认自动认可美国是民主世界的霸主，并同意今后有义务出于“维护民主”的目的而放弃部分主权，其国内选举和政治决策是否独立也不再重要，而是取决于美国的战略需要和美国的战略判断。这才是拜登举办首届“全球民主峰会”的真实目的，而从明年开始，拜登每年将继续举办“民主峰会”，继续监督并巩固这一“主权有限论”机制。

看来，普京说美国像前苏联并非空穴来风。

三、 中国人对“美式民主”存在什么误解？

第一，“民主”是个中性词，而不是褒义词，本身无关好坏善恶，只是一种制度描述。按照德国思想家康德的《永久和平论》一书中所述，如何定义某种政治制度取决于直接参与最终政治决策的公民人数多寡——全体公民参与最终政治决策即为“民主制（‘民主’这个词的词根‘demos’是‘多数决’的意思，因此‘democracy’的准确翻译应为‘多数决制’而非‘民主制’）”，部分公民参与最终政治决策即为“代议制”，极少数贵族精英参与最终政治决策为“寡头制”，而只有单一领导人参与最终政治决策是“独裁（dictatorship）制”。而今天我们所说的泛义上的“民主”实际上是“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制”，即使是西方民主制，也至少包含三四种以上的模式，而“美式民主”是其中最奇葩的一种民主模式，几乎没有任何国家可复制。

第二，“公民”身份的范围，跟美国讨论人权的时候首先要确定他认为你属于“人”。拜登在“民主峰会”讲话中提到美国《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更强调其中最著名的那句话“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中文译为“人人生而平等”，拜登说“所有女性和男性都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其实这句话的中文翻译是个巨大的bug，也忽悠了不少中国人，因为“creat”是“创造”的意思，是一个宗教用语，而非“born（自然出生）”，拜登在引用时也清晰地说了“造物主赋予的权利”。因此，“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应译为“所有被（基督教）造物主创造出来的男人是平等的”。这里便有三点值得解释一下：首先，只有基督教徒（WASP）才是平等的，异教徒不是人；其次，移民美国的基督教殖民者和欧洲本土宗主国的基督教殖民者应拥有平等（贸易）权利（所以才有了美国独立战争）；最后，美国女性在一个世纪以前才拥有投票权，因此《独立宣言》中提到的“人”仅指男性基督徒。

第三，“民主”是一个天生维稳的制度，且它是富裕的结果，不是富裕的前提。“西式民主”成本极高，效率很慢，无长远规划。这里涉及到“西式民主”的几个bug：首先是成本高，一届政府任期（4-6年）中，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执政者都需要忙于“连任”选举和党团议会选举等事宜，而“西式民主”日下已经沦为一场场选举秀，所以，与其说西方国家领导人在努力执政，不如说他们一直在努力表演执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是个翘楚；其次是效率极慢，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历史的终结》一书的作者弗朗索瓦·福山认为“民主制（democracy）”已经成了“否决制（vetocracy）”，即西式民主体制推动做成一件事很难，而推翻一件事很容易；最后是无长远规划，这一点是新加坡国父李光耀一直秉持的看法，他认为西式民主由于存在任期制和反对党，所以不可能容许执政者制定长达几十年的国家战略，所有政客只能看到眼前。

最后说一点，中国人很容易将“民主”概念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民本”概念混淆。“民主”的施动者是“公民”本身，相当于变相“自治”，而“民本”的施动者是统治精英，公民则是受动者。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不懂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或科学的普通公民直接参与政治决策过程是否会导致国家决策被民粹（populism）绑架，“外行领导内行”？而“民本”原则指的是执政精英集团应该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执政优先原则，公民可以参政议政，但最终决策权仍要掌握在职业官僚团队手里。

四、美式“全球送民主”活动的本质就是一场21世纪的“十字军东征”

首先想纠正一个误区：西方历史中，90%时间其精英阶层都是排斥民主的，“民主”真正成为西方集团核心价值观是近30年的事。在冷战时期，“民主”一度是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很多前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国名都是“XX民主共和国”，比如朝鲜的全称就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而美国资本主义集团冷战时期的核心价值观是“自由”，本质是资本自由，顺便一提，“liberty”这个词被翻译成“自由”也有点价值观误导，因为这个词应该指的是“解除奴隶状态”，所以“liberation”才被翻译成“解放”，而中国传统观念中的“自由”一词在意境上更贴近于庄子的“逍遥”概念，更现实一点是“出世”、“处江湖之远”，对应的概念则是“入世”、“居庙堂之高”，这与西方人的概念完全不是一回事。

在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美国享受了极大的单极霸权红利，同时也带来了长达40年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这期间，美国收编了“民主”的解释权，并逐渐将“自由”、“民主”、“人权”总结为所谓“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 并以该单一标准为借口施行国际干涉主义，即所谓“民主革命”，借此推翻反美政权，扶持亲美政权。

“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是美国的新“神龛”，其本质是美国胡蜂族（即WASP，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白人）新教教义的又一次宗教改良，目的是使之适应美国资本主义的全球渗透。虽然对于“民主、自由、人权”的概念西方学界都有很明确的定义，但在实操过程中，“普世价值”却成为了美国划分敌我阵营的标尺工具，相当于一个类似“哈利路亚”、“南无阿弥陀佛”、“阿门”、“真主保佑”的宗教口号，喊这个口号的国家就相当于接受了美国安排的利益分配，自然就是“民主自由”的标杆，而“非我族类”者当然就是“专制独裁（dictatorship）”的邪恶国家。

法国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巴斯卡尔·博尼法斯（Pascal BONIFACE）在其2019年的著作《西方世界的安魂曲》一书中，明确将美国的全球“民主革命”比喻为“21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十字军东征”在伊斯兰世界又称法兰克人入侵，自1096年至1291年，在教皇准许下，西欧封建领主和骑士对他们认为是侵略者的地中海东岸伊斯兰政权发动了近200年的战争，期间烧杀抢掠无算，还经常动用基督教著名的“火刑”烧死异教徒“女巫”。古为今鉴，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伊始，被美国打着输出“民主革命”的招牌全球送民主的国家数不胜数，貌似没有一个得到善果的……

最后的最后，再听到美国大谈“民主”的时候，那就是新一轮利益分配的前奏，希望诸君能用更冷峻的眼光看待之。

作者：夏国涵

排版：YvelineW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