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拜登任期的头几个月证实了他对改善国际气候和跨大西洋关系的期望。由于埃玛纽埃尔·马克龙一向呼吁支持多边主义，反对唐纳德·特朗普的单边主义“美国优先”，甚至直言北约“脑死亡”，所以对他而言，乔·拜登提出多项计划以重振大西洋联盟这一事实自然是个先验性的好消息。

首先，应对全球气候暖化是法国的战略优先项，拜登政府选择重新加入该计划自然是一个佳音，而特朗普则是一个气候怀疑论者。另一则好消息是：拜登结束了极度损害欧洲利益的波音和空客之争。另，虽然是间接干预，但拜登确实恢复了与伊朗的谈判，而法国、英国、德国这三个欧洲重量级盟友一直非常重视2015年签署的伊核协议。此外，拜登还同意向国际数字巨头征税，后者是特朗普断然拒绝的。最后，取消针对北溪-2 天然气管道项目的制裁是另一则拜登针对欧洲做出战略让步的举动。总体而言，国际气候和跨大西洋关系确实比此前更加健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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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拜登的上台可能会演变为马克龙的一个陷阱。此前，法国总统完全可以扮演一个现成的政治角色：反特朗普，捍卫多边主义的卫士。之前的马克龙在坚决反对特朗普单边主义的同时，也充分留有余地，从未正面顶撞过美国总统。某种程度上，马克龙成功扮演了特朗普本该充当的世界领导角色的替身，却没有与后者产生直接对立关系。

从现在开始，这种反特朗普的形象塑造不再重要了：拜登不需要一个反面典型，因为他本人就是这个对欧洲领导层充满吸引力的典型。更难抗拒的是，拜登不停微笑地、亲切地、拘礼地在欧洲耳畔呢喃，重复着那句久违的“美国回来了。”

美国对中国发起的“伟大的十字军东征”并不符合欧洲的议程：这一点在七国集团峰会（G7）和北约峰会上彰显得清清楚楚。在峰会前夕，马克龙总统和默克尔总理明确表示，他们不同意特朗普总统和拜登总统将中国视作绝对的全球性威胁这一看法。拜登正式就任美国总统后，美国遏制中国发展的目标仍然未有改变：区别在于，特朗普更加直接且具攻击性，而拜登则有更大的野心去团结欧洲盟友（共同围堵中国）。欧洲已经被迫卷入这场与中国的竞赛中，也无法抵御美国的野心：在北约峰会结束时签署的联合公报中，就“中国威胁”问题确实保留了美国的说法。

虽说拜登的单边主义色彩较其前任确实有所减轻，但他也并非是完全的多边主义者。他在没有警告欧洲人的情况下从阿富汗撤军，而欧洲人也卷入了这场冲突；尽管美国领导人多次承诺，美国国安局仍然不可能停止对欧洲领导人的监听；拜登不会放弃长臂管辖——欧洲人对奥巴马时期长臂管辖的力度仍然记忆犹新，比如美国对巴黎银行（BNP）90亿美元的罚款，再比如美国设计拆分阿尔斯通公司等等。在贸易谈判方面，希图保护美国中产阶级利益的拜登更是不会给欧洲人任何让利。

马克龙的另一个问题是，在欧洲层面上，美国外交优先考虑的是与德国的关系，德国是美国在欧洲的最主要伙伴，而尽管已退出欧盟，但美英仍然是最亲密的传统盟友。默克尔首相将于7月访问华盛顿，而在法国领导层中，无论是国防部长、欧洲事务和外交部部长、甚至马克龙总统本人在拜登任期都尚未访问美国。

放眼国际，很明显，对拜登而言亚洲是优先事项。亚洲的部长们一个接一个造访华盛顿，而欧洲领导层则备受冷落。

困境还在于法国在国际社会扮演的特殊角色：从今往后，法国只能无奈地接受美国的话术，却无法再提供另外的替代方案。当法国表现得更加叛逆时，就会受到更多的国际关注。肯尼迪当选后的首次出访目的地是哪里？是去法国，拜访戴高乐总统。尼克松也是如此。而今天，法国领导人仍在等待华盛顿的接见。法国应时不时提高调门——而非全盘接受美国指示——这样才不会显得那么可有可无。

拜登的到来为马克龙设置的另一重陷阱涉及国内政策（当然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永远是联动的）。美国企业家在招聘方面遇到瓶颈——拜登的答案是：“给他们更多的钱。”很难想象马克龙会这样说，就像很难想象拜登会效仿法国在美国推出“巨富税”一样。此外，拜登总统批准对谋杀乔治·佛洛依德的警察德里克·肖文的定罪判决，使马克龙坐蜡，因为我们在法国没有看到类似惩罚警察暴力执法的判例，而从总统到政府执行部门，都否认了该原则和存在。因此，无论是在尊重少数民族、征收财富税还是提高工资等方面，在法国左翼看来，相较其美国同行，马克龙都应加倍为之，从长远看，这不能不对法国的国内政策产生影响。总得来说，拜登对欧洲而言是个好消息，但对马克龙来说，却代表着一种特殊的领导力挑战，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国内层面。